台灣公眾知識份子的末日？

當代 CONTEMPORARY MONTHLY《第二四０期》二０一０年 六月號

台灣公眾知識份子的末日？

洪裕宏

陽明大學心智哲學所教授

桑塔格是美國最後一位知識分子

今天的台灣社會還有公眾知識份子嗎？美國歷史學者羅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其名著《最後的知識份子》中也困惑美國的知識份子哪裡去了？這本書出版於1987年。雅各比在尋找的是四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世代知識份子。屈指一算，大約是在六０年代或其後進入大學讀書的世代。怎麼會整個世代的知識份子都消失了呢？2000年該書再版，雅各比的再版序依然認為，美國已經沒有知識份子了。2004年去世的作家蘇珊‧宋塔格(Susan Sontag)是雅各比推崇的上一代知識份子。當宋塔格辭世時，很多美國作家都說美國最後一個知識份子走了。雅各比的《最後的知識份子》一書試圖解釋為何在六０年代以後，美國社會竟然孕育不出新一代的知識份子。

對雅各比而言，知識份子不是泛指所有受過教育的人。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受過大學教育或讀過一些書的人都是知識份子。雅各比的「知識份子」指關心公共事務，用非專業、非技術性的語言，為有學識的一般讀者撰寫評論或著述的作者或思想家。他稱這類人為「公眾知識份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公眾知識份子」這個詞在近二十多年來頗為盛行，要拜雅各比這本非常批判，帶有挑釁意味的書之賜。作家宋塔格之所以被譽為美國最後一位公眾知識份子就是在於她身為作家，關心美國社會與文化，寫了很多批評的文章，是知名的反戰份子，反對過越戰，也批評伊拉克戰爭，被讚美為「美國公眾的良心」。

「公眾知識份子」這個概念源於黑格爾(Hegel)對分工(division of labor)的批判。黑格爾認為「分工」有益於工作效率，卻導致工作意義的死亡。知識專業的分工其實也一樣，專業往往細分到瑣碎化與去意義化。這種工作的去意義化或機械化，會導致異化(alienation)。異化指人與自己、人與世界的斷裂。美國作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受黑格爾影響，在其著名演講「美國學者」(“The American Scholar”) 中，認為「知識份子」指「完整的人」(One Man) ，涵蓋所有人性面向的人，是通才型的人。因此「知識份子」是「專家」的對立面。知識份子不會被專業知識限制，也不會被書本上的死知識限制。知識份子是傳統偉大觀念的承繼者，也是新觀念的創造者，同時也擅長於傳播理念。

與主流當道對抗多麼危險

把公眾知識份子定性得最鮮明者則非薩依德(Edward Said, 1935-2003)莫屬。薩依德認為知識份子的使命在增進人類自由與知識。知識份子要面對社會大眾發言，批判社會與動攪現狀。因此知識份子的論述絕對不是專家在特定領域的專業性、技術性論述。他是針對社會大眾就公共事務從事批判性的評論。最重要的，薩依德認為知識份子的評論無法避免意識型態，因為這些評論並非科學論述，也一定牽涉到基本價值與信仰，因此本質上是意識型態的。在台灣常常聽到用「意識型態」來罵人，最常見的是《中國時報》、《聯合報》以及國民黨政高層罵別人「意識型態」。對薩依德而言，「意識型態」可是知識份子論述的本質。批判當道、批判主流當然會惹人不高興。這不高興的情緒反應自然是來自基本價值與信仰遭到挑戰。最近的廢除死刑論戰，是主流社會的核心價值被挑弄之後的抓狂反應。從白冰冰現象到曾勇夫部長連續集體屠殺死刑犯，告訴所有想作知識份子的人，你要面對的反撲力量會有多麼巨大。這也難怪薩依德在其《知識份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書中，力陳知識份子要有勇氣與當權者及主流對抗。可見要與當道及主流對抗是多危險的一件事。

知識分子抵不過體制

美國的知識份子為什麼消失了？雅各比認為五０年代活躍的知識份子像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 1923-2007)，《村聲雜誌》(Village Voice)創辦人，小說家，文學式的新聞寫作的提倡人；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 1919- )，哈佛大學社會學家；約翰‧高伯瑞(John K. Galbraith, 1908-2006)，經濟學家；高爾‧維多(Gore Vidal, 1925- )，劇作家與政治激進份子；諾姆‧ 喬姆斯基（Norm Chomsky, 1928-）語言學家與政治評論家；宋塔格(Susan Songtag, 1933-2004)等，到廿一世紀的今天仍然是閃爍的明星。他們從五０年代到今天，持續盤據要津達半世紀。而青年一代的學者或有學識的人，卻從社會大眾的文化生活中消失了。雅各比最困惑的是六０年代以來將近十五年間那群參與政治與文化運動的激進學生們，竟然蛻變成一本正經的專家學者，變得悄然無聲。怎麼會這樣呢？

六０年代的台灣處境與美國不大一樣，然而在蔣介石的威權獨裁下，一直延伸到七０年代，也曾存在一股強大的自由化與民主化運動。當時的代表性人物有胡適、雷震、殷海光、楊國樞、胡佛、張忠棟、李敖等。代表性刊物有《自由中國》、《文星雜誌》、《大學雜誌》和《夏潮雜誌》等。這段期間，蔣氏父子先後統治台灣，知識份子被殺、被關者不計其數。當時也有不少年輕學者與學生積極參與各種形式的運動。八０年代以前，台灣的確存在代表性的公眾知識份子，冒著生命危險對公共事務提出批判性的評論。然而八０年代之後，台灣與美國情況類似，昔日激進的學生，今日紛紛轉型為專家學者，失去了他們的聲音。有些則進入權力體制，成為被批判的對象。

美國的情形是1940年代以後出生的世代，知識份子都跑到大學裡面去了。二戰結束後美國高等教育急速擴張，大學教師從1920年的五萬人增加為1970年的五十萬人。在大學教書的生活是穩定而安逸的，比較三餐不繼的自由撰稿者，這是很誘人的工作。大學專業分工越來越細，在裡面工作的學者被要求撰寫八股文似的學術論文，投稿由專業同僚審查的專門期刊，想像力、創造力、尖銳的批判性、具感染性的說服力與簡潔易懂的文體，這些公眾知識份子的寫作要求，在學術論文中一掃而光，代之而起的是格式、數據、統計與模型。

新左派的激進份子呢？照理這些應該在街頭與勞動群眾衝鋒陷陣的知識份子，想當然會抗拒被大學收編吧！事實不然。新左派年輕學者大批進入校園，抱著「穿透體制的長征」這樣的崇高理想，背離群眾，使用艱澀難懂得專門術語，仰人鼻息，恭順服從學校當局的意志換取安適的生活、亮麗辦公室、計畫經費、助理與免費的國際旅行。然而如雅各比所觀察，學者專家放棄了公共舞台，「穿透體制的長征」到頭來贏家是體制。

我們的校園裡鮮少聽到左派學者批判體制。台灣的左派學者我倒認識不少，但是他們似乎只熱衷在左派小圈圈中發表文字遊戲般的虛無論文，而忘記了左派學者更應該關切學術研究與社會現實的關係。我也看到發表一篇又一篇的後現代主義論文的學者，許多都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支持者。他們竟然忽略了後現代主義對體制與權力勢不兩立的批判精神。也有左派學者或作家去當國民當中央黨部的發言人，後來又去復興中華文化。我只覺得一陣暈眩，心中為之錯亂。在美國，保守派因緬懷過去的歷史與人文精神，常對大學學術過度專業化嚴厲批評，左派學者都顯得溫和而順受。在台灣，我們也看到保守派在《聯合報》或《中國時報》批判大學，左派的聲音卻顯得如此微弱。

專業化導致去公共化去政治化

專業化是專家學者撤出公眾文化生活的重要原因。專業化是學者是否盡忠職守的指標。你被指定在學術上的一個小格子裡，你只能在格子裡寫作論文，在格子裡發言。即使你才華橫溢，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能，參與公共事務，對社會公眾有貢獻，例如領導社會運動，這些只會顯示你不務正業。你會被逐出各種委員會或被選為大學評鑑委員。不論你的學術貢獻有多大，只要你涉入校外非學術性事務，在報章雜誌寫評論，上電視談話節目，參與民間政治或社會運動，你馬上被點油做記號，無情地逐出學術權力圈之外。教育部各種委員會、國科會學門召集人、學術審查委員會、學院院長以上主管職務等，都與你絕緣。你成為被宰制者，升等與計畫申請案等會被藉機整肅。專業化的荼毒不分藍綠。綠的學者也會殺綠的學者，藍的同理亦然。這使學者在參與公共事務，希望扮演公眾知識份子角色時，會心生畏懼而退卻。這是為什麼社會學家米爾斯(C. W. Mills, 1916-1962)說，讓學界知識份子倍感威脅的，不是秘密警察和下獄，而是不安全感。專業化因此導致去公共化與去政治化。

我本身是哲學家，因此特別注意到雅各比引用米爾斯檢視「哲學的專業化」這部份，他描述了美國哲學退卻到校園中的情形。米爾斯視杜威(John Deway)為最後一個公眾哲學家。杜威致力於批判哲學過度專業化與學術化。他譴責哲學的遁世。美國哲學發展到今天其實已經變得非常專精，常常同一個哲學系裡的教授之間讀不懂或不讀他人的論文，更遑論哲學涉入公眾生活了。杜威之前的美國哲學與公眾生活息息相關，哲學書籍或文章為大眾而寫。今天的哲學家已專業化過了頭，哲學家們不管大眾、社會或國家的死活，沈迷在一個虛矯的所謂國際化的學術社群中的學術社交活動，濫用納稅人的錢邀請各式各樣，無濟於社會大眾的外國哲學家來台灣自由行。借用雅各比的句子，「專業哲學此一多石不毛之地，已證實無法栽種作物。」

1980年由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美國總統雷根共同推動的經濟全球化，是公眾知識份子全面消失的致命原因。全球化的經濟哲學是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奉行亞當史密斯的自由放任經濟。這套經濟哲學相信市場是完美理性，自由市場可以自行解決市場中的種種問題，不需要政府介入市場運作。雖然這套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已被2008年發生的金融海嘯證明失敗，後全球化時代已經來臨，然而解決全球化危機的方法仍然是全球化那套思維模式，這非常可能造成二度嚴重衰退，陷全球經濟於混亂。

經濟全球化啟動之後，美國政府大幅刪減高等教育預算，迫使各大學（尤其是公立大學）要自籌財源。可以說大學被迫加入全球化的進程表。因此大學引進以獲利為核心的管理制度，並且大規模地與企業交換利益。根據比爾‧雷丁斯(Bill Readings) 《廢墟中的大學》(The University in Ruins)所言，大學以「追求卓越」為幌子，將原本獨立於政治權力和市場的大學推上拍賣台，徹底商業化高等教育。雷丁斯認為，「卓越」此一觀念缺乏意義，只是在學校當局試圖解決財務問題時，用來團結學術部隊的叫囂而已。例如台灣教育部規定接受五年五百億特別預算的研究型大學必須招收多少外籍生才算「卓越」，並列為評鑑指標。問題是哪來那麼多外籍生？於是有些國立大學就計畫成立語言中心，招收來台學中文的外籍生，以衝高外籍生的數目。這不是有夠荒唐嗎？什麼叫「卓越」？雷丁斯認為，大學已成廢墟，被迫放棄其歷史的責任，陷入消費主義的意識型態。放棄文化的追求，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卓越」，把大學推向全球資本主義的繁重任務。大學行政管理引進企業管理模式，將大學教授視同雇員，踐踏學術自由，破壞大學優雅鬆散的傳統氣氛。

哲學？一斤多少錢！

珍妮佛‧瓦許本(Jennifer Washburn)在其《大學公司》(University Inc.)書中，以豐富的事例說明利潤取向的管理如何摧毀大學的獨立自主，商業利益的衝突如何影響研究，學術自由的破壞，教學品質的降低以及人文領域如何被侵蝕。私人企業與大學的結盟已經傷害到社會對大學的信賴。在利潤導向與商業化的過程中，人文與社會學科無疑是最大受害者。人文與社會學科與專利無緣，與商業利益之距離遙遠。在大學權力運作與資源分配中，永遠是輸家。教學無助於論文發表，無助於企業捐贈與產學合作，無助於大學排名，因此也是優先被犧牲。

大學市場化的最大弊病是價值的單面向化。如果一切價值都由市場決定，那麼只有那些可以上市的商品可以在市場定價，無法上市就沒有價值。然而市場是文化盲目的、價值盲目的，它只有金錢價值。到了市場，一切價值都得化約為金錢價值。歌星阿妹值多少？看她的光碟在市場上可以賣多少？賣不出去就沒有價值。一個哲學家值多少？哲學有市場嗎？只寫給圈內人自相唱和的專技論文當然賣不出去。公眾哲學家的產品呢？市場其實相當程度決定於當時的社會文化。全球化下的世界已徹底成為商業化的世界，庸俗淺薄與重感官的世界，公眾哲學家的市場嚴重萎縮。人文科學的市場價值是很低的，只要走一圈書店，看看暢銷書不外事烹飪、理財、健康、算命、流行等書，就再清楚不過了。

我念大學時是在全球化之前的七０年代，那時公眾知識份子，哲學家殷海光、方東美、牟宗三，歷史學家余英時、沈剛伯，還有許多文學作家等，都是社會上知名人物，許多人心中的英雄。今天的英雄呢？企業CEO，如郭台銘、張忠謀，影歌星，理財專家，趨勢大師，才是高知名度的社會英雄。今天的台灣，在一切市場化的時代，公眾知識份子的空間已經被壓縮到快不存在了。

對公眾知識份子而言，致命的政治與社會暗流多到難以想像。知識份子都選擇當專家學者了，大學外面沒有公眾知識份子嗎？有時覺得媒體界有幾個人還有點像公共知識份子。不過一下子就自我推翻這種想法。這一批自命不凡的人有太強的黨派意識。有意識型態是自然的事，但政治上的黨派意識太強，就稱不上公眾知識份子。公眾知識份子應屬於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獨立於政治力量與市場（商業）力量。學者想做公共知識份子，當心馬英九用反貪腐來整肅你，叫國科會查一查你的研究計畫有沒有用老婆當助理。你若沒有先知先覺蓋好大小水庫，計畫經費核銷的發票還要勞動監察委員來徹查一番。即使帳目清楚，如果你恰好不是藍色知識份子，那麼大學中八、九成掌權者都是藍色的，你就等著那些可以管你，可以宰制你的學校高層以各種方式排擠你，貶抑你，羞辱你。教育部長杜正勝也會發公文給你的學校，說你不可以當與通識教育有關的學術主管。這個杜部長還算心地善良，如果是吳清基部長，搞不好你的頭路都不保。你系上不同顏色的同事也會聯合學生隨時暗幹你，你學術研究做得再好，即使台灣有近七分之一的哲學系所都是你創辦的，大家會裝著沒看到，忽略你，消遣你。在台灣要作個公眾知識份子可真難啊！當郭台銘摟著林志玲跳舞，驚豔全社會時，你知道還是當個專業學者等退休才聰明，沒有人會騷擾你，搞不好還可意外拿個傑出獎。